盐碱滩上，他顶着风沙建起化工厂，让理论知识在贫瘠土地上结出产业果实；实验室里，他埋首半世纪，破解煤炭清洁利用的世界性难题；战略咨询桌前，他以数据为笔、远见为墨，为中国能源安全勾勒清晰路径。这位从山西走出的两院院士，用一生践行着 “煤炭可以成为清洁能源” 的信念，成为中国煤化工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。

一、家学浸润：从教育世家走出的能源追光者

1946 年的太原，谢克昌出生在一个满是家国情怀的教育世家 —— 外祖父杨爱源是平型关战役前期总指挥，在烽火中守护山河；祖父谢维楫是留日医药专家，以科学救亡图存；父亲谢益棠则是太原工学院热能专业奠基人，用知识点亮工业火种。“教育救国、科技兴邦” 的理念，不是课本上的口号，而是融入成长日常的精神基因。

1968 年，从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的谢克昌，被分配到河北黄骅县机械厂当车工。彼时的黄骅，盐碱遍地、黄沙漫天，工业基础近乎空白。但他没有让专业理想蒙尘：凭借扎实的化工知识，他牵头设计图纸、带领工人施工，硬生生在盐碱滩上建起 3 座化工厂 —— 将海盐转化为盐酸和烧碱，解决当地工业原料短缺问题；从石油中提炼汽油、柴油，填补区域能源供给缺口；用天然气制成化肥，助力周边农业增产。这一次次 “从 0 到 1” 的实践，不仅让他摸清了工业生产的现实脉络，更坚定了 “用技术改变能源现状” 的决心。

1978 年，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春风吹遍全国，32 岁的谢克昌考入太原工学院，自此与煤化工结下不解之缘。1983 年，作为优秀青年教师代表赴美深造时，他紧盯当时国际最前沿的煤化工技术，笔记本上记满了气化工艺参数、催化反应机理。1985 年，面对美方抛出的优渥科研条件、高薪待遇，他毫不犹豫选择回国：“我的根在山西，我的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煤炭事业。” 这份笃定，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，始终锚定 “为国研技” 的方向。

二、科研破壁：破解煤炭清洁利用的 “卡脖子” 难题

回国后的四十余年里，谢克昌始终站在煤化工科研的最前线，在三大核心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，一步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。

在煤科学基础研究领域，他带领团队深耕 “煤的结构与反应性” 这一核心课题。煤炭是结构复杂的大分子物质，其反应活性如同 “黑箱”—— 传统研究只能凭借经验判断，无法精准调控反应过程。谢克昌团队耗时十余年，通过上千次实验，建立起 “煤结构特征与反应性关联模型”，首次从分子层面揭示煤炭反应的规律，为后续清洁转化技术研发提供了理论支撑。这项成果在 2009 年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，成为我国煤基础研究领域的里程碑。

在煤基转化技术领域，他主导的 “气化煤气与热解煤气共制合成气多联产工艺”，颠覆了传统煤化工 “单一产品、高耗低效” 的模式。传统工艺要么只产煤气、要么只炼焦炭，能源利用率不足 60%；而多联产工艺通过 “梯级利用”，将煤炭中的碳、氢元素最大化转化，能源利用率提升至 80% 以上，还能同步产出化工原料、电力、热力。作为首席科学家，他连续两次牵头能源领域 “973” 项目，推动该工艺在山西、宁夏等地落地示范，为现代煤化工产业化奠定基础。

在关键技术突破领域，他的身影始终出现在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。2010 年，作为鉴定委员会主任，他对我国自主研发的 DMTO-II（新一代甲醇制烯烃）技术进行评审。彼时，全球烯烃生产高度依赖石油，而我国 “富煤贫油少气” 的能源禀赋，让烯烃产业长期受制于进口。DMTO-II 技术通过创新催化剂和工艺，将每吨烯烃的甲醇消耗量降低 10% 以上，成本较石油路线低 30%。谢克昌在鉴定报告中写下：“装置规模和技术指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”—— 这句话，不仅是对技术的认可，更标志着我国在煤制烯烃领域实现 “从跟跑到领跑” 的跨越。

截至 2024 年，他已斩获 3 项国家级科技大奖，出版 7 部学术著作，其中英文专著《Structure and Reactivity of Coal》是国际煤化工领域首部系统阐述煤结构的专著，被麻省理工学院、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列为教材，让中国煤化工研究的声音传遍世界。

三、战略领航：为国家能源安全建 “智库”

“科研不能只盯实验室，还要看清国家需要。” 谢克昌的视野，从未局限于试管与反应器。从 2004 年开始，他便以战略科学家的身份，为中国能源发展 “谋篇布局”。

2009 年，当 “低碳发展” 成为全球共识，不少声音认为 “煤炭应退出能源舞台” 时，谢克昌率先提出 “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” 的理念。他带领团队深入全国 28 个产煤大省、50 余家煤企调研，用数据证明：“不是煤炭不清洁，而是利用方式不科学。”2014 年，由他主持完成的《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》发布，77 万字、12 册的研究报告，首次系统提出 “清洁高效利用的煤炭就是清洁能源” 的论断，不仅为煤炭 “正名”，更直接影响了国家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（2014-2020 年）》的制定，为后续煤电超低排放、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落地提供了政策依据。

面对 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 目标，他没有盲从 “去煤化” 的激进观点，而是以理性视角提出解决方案。2021 年，他在《中国工程科学》发表论文，明确指出：“中国能源结构决定了煤炭在未来 20-30 年仍将是主体能源，关键在于‘减碳’而非‘去煤’。” 他建议建立 “双碳” 技术分类评价体系，针对煤化工产业研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、绿氢耦合等技术；同时提醒警惕 “运动式减碳”——“如果盲目关停煤电、煤化工项目，可能导致能源供应缺口，反而影响经济民生。” 这些观点，成为国家制定能源转型政策的重要参考。

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，他牵头完成 “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”“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型能源化工” 等 10 余项重大咨询项目，每一份报告都基于数百次调研、上万个数据，被业界誉为 “中国能源战略的精准导航图”。

四、产学研融合：让 “实验室成果” 变成 “产业实效”

“搞化工的，不能只在纸上谈兵。” 谢克昌的科研生涯，始终贯穿着 “产学研结合” 的实践导向 —— 从黄骅盐碱滩的化工厂，到如今遍布全国的煤化工示范基地，他始终致力于让技术 “走出实验室，走进生产线”。

早在 1980 年代，他就针对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但深加工不足的问题，研发 “煤焦油分馏加工技术”。传统煤焦油处理方式粗放，只能产出低级燃料油，附加值极低；他带领团队创新分馏工艺，将煤焦油精准分离为轻、重两个馏分：轻馏分加工成苯、甲苯等化工原料，用于生产塑料、化纤；重馏分转化为高清洁燃料油，符合国六排放标准。这项技术后来获得国家专利，在山西焦煤集团等企业推广应用，每年为企业新增产值超 10 亿元，让 “黑色废料” 变成 “金色宝贝”。

在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化过程中，他提出 “六化理念”：现代化、大型化、分质联产化、多原料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。这一理念成为我国煤化工项目建设的 “指南”—— 宁夏宝丰能源的煤制烯烃项目，采用 “分质联产” 模式，年产 400 万吨甲醇、120 万吨烯烃，同时配套建设光伏电站，实现 “煤 - 化 - 电” 耦合；陕西未来能源的煤制油项目，通过 “智能化” 管控，将吨煤耗水降低至行业平均水平的 70%，成为 “绿色煤化工” 的标杆。

“中国的能源结构，决定了现代煤化工不是‘选择题’，而是‘必答题’。” 他常对学生说，“科研要盯着市场需求，要让技术能落地、能赚钱、能减排，这样才算真本事。”

五、薪火相传：八旬院士的煤化 “未来观”

如今，年近八旬的谢克昌，依然保持着每天 8 小时的工作节奏：清晨到实验室查看实验数据，上午参加能源战略研讨会，下午修改学生的论文，晚上梳理最新的国际能源政策。他的办公室里，书架上摆满了煤化工领域的书籍，桌上的笔记本记满了对行业未来的思考。

在人才培养上，他坚持 “理论 + 实践” 的育人模式。他带过的研究生，大多曾深入煤化工企业一线实习，有的参与过 DMTO 技术的工业放大，有的主导过煤基新材料的研发。如今，他的学生中已有 10 余人成为教授、研究员，3 人获得国家科技奖，成为中国煤化工领域的青年骨干。2024 年 2 月，他带领团队出版《煤炭清洁转化总论》，系统梳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，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全面的知识体系 ——“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阶梯，让年轻人站得更高、走得更远。”

对于煤化工的未来，他有着清晰的预判：他将煤替代油气的路径分为三类 ——A 类（燃料替代）、B 类（化工原料替代）、C 类（功能替代），并通过模型测算，在积极情景下，到 2030 年，现代煤化工可降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4.6 个百分点、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8.7 个百分点。“这不仅是产业的发展，更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屏障。”

面对能源转型的浪潮，他始终保持理性与远见：“能源革命不是‘推倒重来’，而是‘升级迭代’。我们要做的，是让煤炭这个‘老能源’，通过技术创新变成‘新动能’，为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”

从盐碱滩到实验室，从科研一线到战略高地，谢克昌用半个世纪的坚守，让 “黑色乌金” 焕发绿色生机，也为中国能源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位八旬院士的故事，不仅是一段个人的奋斗史，更是中国煤化工产业从落后到领先、从追赶到领跑的缩影 —— 而他的信念与坚持，仍在继续照亮中国能源的未来之路。（中国实践）

《中实智库名家榜》专题由中国实践智库特约供稿，上榜名家均为国内高端智库领军人物。本文部分素材及图片来源于官方网站，专题统筹：秦前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