２０２３年盛夏，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的空调风里还裹着油墨香。国内数字法学领域公认的领军者、长江学者马长山院长站在电子屏前，指尖悬在　“湖州医保骗保案”　的数据图谱上——红色线条代表资金流向，蓝色节点标注平台审核痕迹，他突然停顿的瞬间，身后几位年轻学者立刻俯身记录。

“看这里，”　他略带沙哑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穿透性，“平台早不是单纯的中介了，它是治理链条里的‘隐形守门人’。”　清瘦的身影映在发光的屏幕上，北方人特有的爽朗与江南学者的温润在他身上交融。这句不经意的解读，恰是他六年来深耕数字法学的核心洞见，也藏着学界对他　“龙马精神”　的注解：这份特质恰有天成——他姓马，又属龙，仿佛从出生起就带着　“东海飞龙的远见”　与　“马踏实地的坚韧”　的双重禀赋。

当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》将数字法学列为重点发展的新兴学科时，这位从黑土地走出的学者，已凭借１７篇顶级期刊论文的学术积淀、两部国家级重大课题、国内首部数字法治教材，为这门新兴学科筑牢了根基。他常对学生说：“我们不是在创造新法律，而是让法律跟上这个奔跑的时代。”　这句话，成了他学术人生的注脚。

从黑土地到学术新境

“马老师讨论原则问题时像条龙，守住底线不退让；指导我们改论文时又像匹马，连注释格式都要逐行核对。”　共事十年的陆宇峰教授，这样形容马长山的　“矛盾感”。这种特质，早在他离开黑龙江时就埋下了伏笔。

１９６４年生于黑龙江的马长山，青年时在黑土地上练就了　“能扛事儿”　的韧劲。１９８６年初研习法律时，他跟着老师多次到基层调研，“那时觉得法学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实在事儿”。２０１０年南下上海时，他带着几十箱子传统法学书籍，却在黄浦江畔看到了不一样的图景：互联网公司的兴起、电子政务的普及，让　“线上纠纷”　成了新难题。

“北方人的开阔让他敢想，上海的务实让他能做。”　好友陈金钊教授记得，马长山刚到华东政法时，一直追踪学术前沿，“他说要搞懂‘数字’到底怎么改变社会，不能光靠书本”。这种南北交融的品格，后来成了他跨界数字法学的底气——勇于提出　“代际转型”　的宏大命题。

“法学不是冰冷的规则，是有温度的生活智慧。”　每次给新生上课，马长山都会举这个例子：他在福州调研智慧社区时，看到老人因不会用手机挂号急得落泪，“这就是数字时代的权利鸿沟，我们的法律得兜得住这些具体的难题”。这份人文关怀，让他的　“龙马精神”　多了层温度。

（上图从左到右分别为彭诚信、马长山、施伟东、蒋惠岭、陆宇峰。）

５３岁的学术冒险

２０１７年８月，北京社科院的博士后论坛上，刚获评　“十大杰出法学博士后”　的马长山，做了件　“出格”　的事——他没讲自己研究二十年的传统法理，反而抛出了一个颠覆性问题：“互联网正在拆解法的底层逻辑，我们还在修修补补，够吗？”

半个多月前，马长山为准备这场发言，泡在图书馆翻遍了当时的数字法学文献，发现大多是　“部门法视角的对策性研究”，没人从法理层面搭建体系。“就像盖房子只砌墙不打地基，不行。”　他连夜给计算机学院的朋友打电话，要来了《人工智能导论》《机器学习》等书单。

回上海的高铁上，马长山的笔记本写满了问号：“算法为什么能影响判决？”“数据权到底算什么权利？”　刚到家，他就抱着厚厚的教材坐在书桌前，起初每页有十几个术语看不懂，只能把注释写满页旁白。为了搞懂　“神经网络”，他经常向计算机专家请教：“如果算法出错，法律能怎么管？”

半年后，《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》初稿完成，却被《法学研究》退修——审稿意见直指　“技术与法律两张皮”。那天晚上，马长山把稿件打印出来，逐段用红笔标注：“这里得加个算法案例”“这段要解释清楚技术原理”。三个多月里，他重写了近半内容，还跑去浙江司法机关调研，观察法官如何处理　“ＡＩ　生成内容侵权案”。

２０１８年《法学研究》第四期，这篇论文终于刊发，后来斩获钱端升法学奖。

为中国数字法学立言

“我们曾经跟着西方学法律现代化，现在数字时代来了，我们第一次和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。”　在《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》的扉页，马长山写下这句话。这本书后来获第五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，其中　“数字社会理论法治观”　的五维体系，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数字法学的核心框架。

他提出　“数字人权观”　时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。有学者认为　“数字权利算不上人权”，马长山却拿出调研笔记：广州一位外卖骑手因平台算法压缩配送时间出了车祸，“他的时间与劳动被数据和算法控制，自主权、生命安全受到威胁，这不是权利问题是什么？”　最终，他将数字人权界定为　“第四代人权”，相关论文被《新华文摘》（网刊）全文转载。

“ＡＩ司法观”　的提出更具争议。２０２１年，他在《中国法学》刊发文章，警示　“司法人工智能不能替代法官的良知”。为了论证这一点，他带着团队跑了全国多家智慧法院，记录下技术应用的一些细节：“机器能比对法条，却读不懂案件里的人情世故——比如家暴受害者的恐惧，不是数据能衡量的。”

最突破性的，是　“政府－平台－社会”　三元结构论。２０２３年带队调研司法机关和数据交易所时，马长山发现平台既能协助政府监管，又能影响用户权益，“就像城市里的红绿灯，管着交通，也得被管”。这个发现，让他重新定义了数字时代的治理逻辑——后来，这一观点被一些部门和地方数字治理方案所吸纳采用。

“他的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，是踩在地上的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评价，马长山的每篇论文里都有“烟火气”，“要么是调研来的案例，要么是老百姓的真实诉求”。

一支　“黄金战队”　的养成

华东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小李至今记得，第一次找马长山改论文时的场景：“我以为会被批评，结果他指着我的初稿说，‘这个角度很新，我们能不能再补充点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实践？’”那天下午，马长山从书架上抽出厚厚的《数字法治调研笔记》，翻到折角的一页，“你看这里，法官怎么说的，能帮你完善论证”。

在数字法治研究院，马长山搭建了一支　“文理混搭”　的团队：陆宇峰教授专精于网络社会的法理根基，韩旭至副教授聚焦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前沿，张文龙副研究员致力于数字时代的正义探寻，赵精武副教授是数据安全专家，马金芳教授擅长司法数字化改革——用他的话说，“数字法学要拆学科墙，我们自己先不能有墙”。

２０２１年编写《数字法治概论》时，团队经历了一场　“头脑风暴”。马长山坚持每章开头要加　“法律故事”，比如用　“人脸识别侵权案”　引出数据权，年轻学者担心　“不够学术”，他却强调：“教材要让学生看得懂、用得上，得先让他们觉得‘这和我有关’。”　最终，这本５５万字的教材成了国内首部数字法治教材，发行量突破３万册。最近，他主编的《数字法理学》也已公开上市，配备了免费下载的ＰＰＴ，销量可观。

团队里的年轻人总能感受到他的　“放手”　与　“托底”：博士生小张想研究ＡＩＧＣ治理，马长山帮他联系司法机关调研；韩旭至副教授申报教育部项目，他对申报书提出了具体建议。“马老师常说，‘学术不是独舞，是接力跑’。”　如今，这支团队已发表核心论文５０余篇，培养的学生成了各地数字法治领域的骨干。

远征仍在继续

每天清晨五点半，马长山的书房灯准时亮起。书桌上摊着凌乱的书籍，页边距里的批注从　“技术风险”　写到　“人文底线”。

“还有好多事要做。”　他最近在关注跨境数据流动和跨部门大数据办案，计划带队去浙江和广东调研；《数字法治专论》（博士版）的编写也提上了日程，“要让数字法学的体系更完整”。　从黑土地到黄浦江，从传统法学到数字法治，马长山的学术远征已走过三十载。他身上的　“龙马精神”，早已超越个人品格——那是中国法学在数字时代寻求自主创新的缩影：既要像龙一样突破思维的边界，也要像马一样踏稳实践的土地。

“我们既要做数字时代的弄潮龙，也要做法治道路的千里马。”　这句话，是他内心的独白，也影响着很多年轻的数字法学研究者。（中国周刊　秦前松）

《中实智库名家榜》专题由中国实践智库特约供稿，上榜名家均为国内高端智库领军人物。本文部分素材及图片来源于官网及受访者，专题总策划：秦前松。（转载请详细备注来源信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