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看儿子儿媳的新婚电子请柬，指尖划过屏幕上流光溢彩的宴会厅效果图，脑海却不由自主地闪现32年前我自己的那副婚联，还有那逝去的旧日时光。

1993年的“三八”节，春风刚漫过百里水乡的芦苇荡，我在老家的青砖瓦房里成了家。婚礼是按乡下规矩办的，堂屋八仙桌上的红烛淌着蜡油，墙角堆着亲友送的新棉被，连屋后的猪圈顶上都系了红绸子，在风里摇摇晃晃像团跳动的火苗。

婚后第三天回城里，报社的同事早等着喝喜酒。我们在那间“一房一厨”的平房里支起折叠桌，煤炉上蒸着从老家带回的糯米团子，热气把“囍”字贴纸熏得发潮。喜糖是供销社买的水果硬糖，装在玻璃罐里亮晶晶的。有人盯着木门上的婚联笑：“‘便宜婚’都能办两场，你们这是把日子过成连载了。”

那副对联是婚前一周拟的。我趴在报社的稿纸上，钢笔尖在红纸上洇出墨团。那时离走出校门、到市委机关报当记者也才四个年头，工资刚够买台单缸洗衣机，家具是父亲带着木工师傅打的，衣柜门得用手按着才能关上。同事打趣说“这婚结得比采访还省”，我倒觉得自在，提笔写下“忙里偷闲结回便宜婚，苦中作乐筑个逍遥巢”，横批想了半宿，落了“也算潇洒”四个字。

去请编辑部同事魏老师写联时，他正在裱糊刚写完的书法作品。魏老师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，握笔的手在报纸上顿了顿：“这联写得有烟火气。”他铺开洒金红笺，狼毫笔在纸上走得沉稳，“便宜婚”三个字却特意写得轻快，像怕压着我们年轻的日子。

婚房是报社领导托城区房管所寻来的——老街尽头小巷一间朝南的正房带个仄仄的厨房，墙皮斑驳得像浸了水的旧报纸。最要紧的是上厕所得穿过两条巷子，到百米外的公共厕所去，夜里得打着手电踩碎一地月光。

贴联那天，邻居婶子们都来看新鲜，有人念着“逍遥巢”笑出了声：“这小两口，住破屋都能住出滋味。”

城里的喜酒简单却热闹。报社的同事挤在屋里，有人带来刚印好的报纸，油墨香混着煤烟味，倒比现在的香薰更让人安心。新娘给大家倒糖水，搪瓷杯沿还留着乡下婚宴的红印子。魏老师来得晚，进门就递过个红包：“刚写完稿子，沾沾你们的墨气。”夜里收拾时发现，红包里还夹着张字条：“日子是熬出来的糖，淡着淡着就甜了。”

后来才知道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魏老师就是在集体宿舍隔出半间当新房，床尾还堆着单位的旧书。那些年我也采访过太多普通人家，见过纺织厂女工在筒子楼里用煤炉炖排骨，见过渔民在船上用木板搭婚床，倒觉得幸福从不是光鲜的物件，是两个人共用一个搪瓷杯也能喝出蜜味。

1994年夏天，儿子在老家乡镇的卫生院出生了。护士把皱巴巴的小家伙裹在红布里抱出来时，我正蹲在走廊里写稿，钢笔尖在采访本上抖个不停。后来每次带他回城里的平房，总在木门上比量身高，红漆的刻度从膝盖爬到腰际，那副婚联的边角也渐渐卷了毛边。再后来报社在市委大院给我分了套两室一厅（后来又换了个报社新建的三房二厅），搬家时特意把木门上的红漆刻度拓在纸上。那排平房后来拆了，听说现在建起了居民楼。如今建起的居民楼，阳台都朝着当年我们仰望过的月亮。

2004年秋，告别妻儿南下深圳，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租了个单间，夜里听着隔壁的粤语新闻，忽然想起百里水乡的老巷——原来“逍遥巢”在哪都能筑，只要两个人的影子能在灯光下叠在一起。

深圳打拼，行李箱里装着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。租住在城中村的第一个月，总在电话里问他：“书桌够不够亮？要不要给你寄台灯？”次年夏天去车站接他，小学毕业生背着崭新的书包，校服袖口还别着老家的校徽。他攥着我的手走过握手楼的窄巷，忽然说：“爸，这里的楼好高，像把天切成了一块一块的。”

儿子在深圳的中学里慢慢长开。有次整理旧物，他翻到我夹在日记本里的红笺残片，歪着头看“也算潇洒”四个字：“这是你们结婚时写的？比我们班的黑板报好看。”后来带他回故乡，老平房的位置已成了宽阔的马路，他对着手机里存的旧照片比划：“原来我小时候这么矮，才到‘逍遥巢’三个字的一半。”

2019年儿子博士毕业，去年国庆节和自海外留学归来的女朋友领了证。小两口都在体制内工作，今年“五一”在深圳举办婚礼。姑娘发来婚宴菜单，指着清蒸石斑鱼的图片笑：“爸爸当年在平房里炒青椒炒肉，现在我们能请大家吃海鲜了。”儿子在一旁接话：“我早想好了，婚礼上要展示您那副婚联的拓片，让大家看看咱们家的老故事。”

前几日整理书柜，红笺残片从旧相册里滑出来。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上面，“也算潇洒”的笔锋里还沾着当年的墨香。忽然想起2005年儿子刚到深圳时，我带他去逛超市，他盯着自动扶梯上上下下，手里攥着舍不得吃的奶糖——原来幸福从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是1993年的红烛，是2005年的书包，是此刻视频里小两口核对宾客名单的身影，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。

有一天酒喝高了点，给儿子媳妇讲起他们爸妈当年的婚联。小姑娘笑得合不拢嘴：“爸这联写得真豁达。”我却忽然想起那年的那些天，她妈妈挺着大肚子去公共厕所，我总在巷口举着灯等，白雾里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
我想告诉他们，幸福从不是新旧房子的差别，是老巷里的马灯能照见来路，是新区里的霓虹灯能照亮前程。那张婚联拓片，它不像婚纱照那样光鲜，却像块试金石——能在旧木门上写出“潇洒”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能把日子过成诗。

如今百里水乡的老房还留着儿子的身高拓片，深圳的新家能看见海。我握着手机走到阳台，深圳湾的风带着潮气扑过来。远处的摩天楼亮着灯，像撒在海面的星子。每次翻到那页红笺，总想起魏老师的话。是啊，糖要熬才甜，路要走才宽。幸福从不是攥在手里的金银，是两个人牵着的手，从水乡的田埂，走到特区的街巷，一直走到亮堂堂的未来里。

当年觉得“便宜婚”里的甜，是煤炉上的鸡蛋汤；现在明白，幸福是看着孩子们把日子过成更宽敞明亮的模样——就像老联里的“逍遥”二字，从来不是安于现状，是在哪都能把日子种出花来的底气。

（作者：贺道良，湖北洪湖人，现供职于富士康科技集团）

编辑：楚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