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，我国将加快在全国３．８万个乡镇（街道）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。在这一国家战略部署下，湖北作为中部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先行省份，其探索实践备受关注。２０２６年是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也是湖北“支点建设”加力奋进之年。随着全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全面提速，湖北如何将社会治理的“基础底座”真正夯实、让矛盾纠纷在基层有效吸附化解，成为观察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。本院研究员近期对全省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持续观察，试图从法治发展战略层面，剖析这一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成效。
覆盖与下沉：制度网络的基本成型
从数据看，湖北已建成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综治中心１４７０个，并向村（社区）延伸建成超２．８万个综治工作站（中心），基本实现全域覆盖。这一网络的形成，意味着群众反映诉求、寻求调解的“第一站”从过去的信访办、派出所、司法所等分散节点，逐步收敛为综治中心这一统一入口。
我们认为，这种“物理整合”的价值在于降低群众寻求救济的制度成本。过去“不知该找谁”“多头跑、反复跑”的困境，正在被“进一扇门、解所有难”的体验所替代。以荆州为例，全市１９７３个综治中心（站）２０２５年以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６．４万余件，化解率高达９９．８４％。如此高的化解率，折射出基层吸附矛盾的能力显著增强。全省县以下矛盾风险吸附率达９９．８％，这组数据意味着，只有极少数矛盾继续上行进入市级以上层面，综治中心作为“过滤器”和“缓冲器”的功能正在兑现。
从“多中心”到“一中心”：运行机制的关键跃升
建设综治中心不难，难的是让它真正“转起来”。湖北的实践表明，规范化建设的关键在于运行机制的实质性重构，而非简单挂牌、集中办公。
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是“中心吹哨、部门报到”模式。综治中心不再是大包大揽的“办事员”，而是扮演“指挥部”“调度台”的角色。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，中心向公安、司法、人社、住建、妇联等职能部门“派单”，由专业力量跟进办理，中心负责程序性推进、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。这一机制有效避免了综治中心“小马拉大车”的困境，也倒逼各职能部门实质性参与矛盾化解。
武汉蔡甸街道综治中心处理１０８名女工讨薪纠纷的案例颇具说服力。中心接案后，迅速联合劳动监察、派出所、工会等多部门成立专班，而不是由综治中心独自“硬扛”。这种“吹哨—报到—联动”的闭环，体现了基层治理中“统”与“分”的辩证法。
因地制宜与标准化：张力中的制度智慧
观察湖北各地实践，一个显著特点是“统一规范”与“地方特色”的有机融合。省级层面明确了场所设置、部门入驻、运行机制、督办落实、信息化建设“五规范”要求，以及“五有”目标，但并未“一刀切”，而是鼓励各地根据矛盾类型、资源禀赋和治理传统，探索差异化路径。
武汉推行“一街一品”，江岸区的“三所一庭＋Ｎ”机制、黄陂区的个人品牌调解室、东湖风景区的“庭所联动工作站”，各有侧重。宜昌长阳县贺家坪镇将派出所创新的婚恋纠纷“五步工作法”拓展至全类型矛盾，并建成６００余平方米的标准化“解纷超市”。黄石大冶市综治中心与市委政法委同楼办公，实现高位统筹。咸宁则推动立法，将多元化解纠纷经验上升为《咸宁市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》。孝感率先推行“周末不打烊”服务，全市２２００多个综治窗口双休日正常办公，解决群众“上班没空办、周末无处办”的难题，周末收集诉求占比达６０％。丹江口结合库区特点，将综治与“守水护水”融合，武当山设立旅游纠纷快速调处窗口，形成“一核引领、多点开花”的格局。
这种“标准化框架下的地方创新”，既保证了基本功能的统一性，又为基层留出了充分的制度试验空间。我们认为，这正是湖北综治中心建设能够快速见效且可持续的重要原因。
法治化与智能化：从“治标”到“治本”的两翼
综治中心不仅要“灭火”，更要“防火”。湖北的实践越来越注重法治化和智能化的双轮驱动。
在法治化方面，综治中心普遍整合了公共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、司法确认等功能。当事人在中心达成的调解协议，可当场申请司法确认，赋予强制执行力，大大提升了调解的公信力和终局性。咸宁的立法探索，更是将基层创新固化为地方法规，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样本。
在智能化方面，“综治网格化管理平台”正在成为基层治理的“智慧大脑”。通过汇聚人口、房屋、事件等基础数据，实现风险隐患的线上识别、精准分流和闭环处置。襄阳推行的“警格＋网格”联动机制，将１１０接处警中的重复纠纷自动推送至综治中心跟进，有效避免了“民转刑”案件的发生。荆州则建立了“红橙黄”三色预警机制，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矛盾纠纷实施分级管理，实现精准干预。
仍需关注的深层问题与前瞻建议
尽管湖北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效显著，但从战略研究视角审视，仍有若干问题值得持续关注：
第一，专业化调解力量仍存短板。基层综治中心普遍面临“案多人少”、专业调解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。特别是在征地拆迁、金融纠纷、知识产权等专业领域，缺乏足够数量的专家型调解员。建议探索“省级调解人才库＋市县级流动派驻”机制，缓解基层专业力量不足。
第二，部门入驻的“虚化”风险。部分乡镇综治中心虽然挂了多个部门的牌子，但实际常驻人员有限，遇到复杂纠纷仍需层层请示、反复协调，影响办理效率。建议进一步明确入驻部门的职责清单、响应时限和考核标准，推动“实质化入驻”。
第三，信息化系统互联互通仍有壁垒。综治网格平台与公安、司法行政、法院、信访等条线系统之间，数据标准不统一、接口不互通的问题依然存在，导致信息重复录入、数据“孤岛”现象。建议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，构建统一的基层治理“数据底座”。
第四，群众知晓度和信任度有待提升。部分偏远地区群众对综治中心的功能定位仍不了解，遇到矛盾仍然习惯“找领导”“上访”。建议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同时通过成功案例的口碑效应，逐步培育“有事找综治中心”的社会共识。
展望未来，湖北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正处在从“有没有”向“好不好”“优不优”转型的关键阶段。在国家加快推进３．８万个乡镇（街道）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宏观背景下，湖北应进一步发挥先行优势，重点推动三个转变：从注重场所建设转向注重运行效能，从依靠行政推动转向依靠法治规范，从条线各自为战转向系统协同共治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将综治中心打造为基层社会治理的“枢纽平台”和“实战单元”，为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、法治湖北提供坚实支撑。
（本文系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察报告，仅供参考交流。）
《法护支点・荆楚策》专题策划：秦前松、统筹：汪洋、谢陈
